d （3）用益物权人负有合理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义务，不得因开发一种自然资源而破坏另外一种自然资源，如不得在采矿时破坏周边的耕地，也不得因开发而减损甚至毁灭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如不得对水生动物资源进行毁灭性捕捞，使其丧失再生能力。
根据我国的《行政复议法》规定，目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政府信息，或者认为行政机关向他人提供政府信息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还不能提请行政复议。(8)金融管理部门为控制金融机构而使用的信息。
所谓主动地公开信息是指政府主动地在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上公布政府信息(如我国的《国务院公报》、《人民日报》等)，或者以通告、告示、布告、公告等方式公开政府信息。但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完善，多发生公务员拒绝向申请人提供信息。并且，应在该法中规定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设置、职责、委员会的组成、委员的选聘程序等。与调查研究有关的事务。如行政机构监察、检查、取缔或考核等事务。
尤其对于一般并不知晓政府机构各自职责的人们来说，要获取其所需的全部信息，则更是困难重重。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适用机关主要为行政机关，有些国家也包括其他国家机构，甚至是国有公司。同时，对国外行政程序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深入。
采用此种观点的有瑞士。申请人可以决定是否提起申诉，寻求救济。③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法的必然要求。相对于行政实体法和行政救济法领域而言，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相对薄弱。
[33] 根据刘飞教授在2005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举行的行政程序法立法研讨会上的介绍，德国的情形就是如此。[50] 参见马怀德教授主持行政程序法课题组研究报告：《行政程序立法研究——《行政程序法》草案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 2005年3第10页。
而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所谓法典化，是指将判例、学说等形成的法律原则予以条文化、成文化，使其成为形式意义的法律。程序法治远未实现!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与其他国家一样，立法的直接目的之一即是要实现行政程序的法治化。所谓控制模式是以控制下级行政机构，防止其偏离统治者意志为目的的模式。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目前在我国都欠缺立法规定，而它们的运用领域和范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将日益广泛，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作出规定。
②能够较好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法之间的关系。《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在立法架构上的一大特色是将行政公开制度与行政听证制度从行为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章。中国的法律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现实中不仅执法人员的程序意识淡漠，普通公民的程序权利意识也同样淡漠。即遵循行政权力涉及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思路架构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51，实质与我国的行政法体系基本一致。
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单行法的规定在数量上应当不少。(4)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高效作出行政行为，体现为效率原则效率或效益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从一个既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
当然，不同类型行政行为在具体规则上应当有所区别，如制定公共决策时听取意见的方式应当不同于作出具体决定，但不管是制定公共决策，还是作出具体决定，都应当听取公众或者当事人的意见，行政机关不能未经征求意见就自行作出最终决定。(2)以行政程序的进程为主线，针对程序发展的不同阶段规定相应的程序以行政程序的进程作为架构程序性规定的主线，符合人们认识发展的过程，并可以结合每一阶段的特点，规定相应的制度，显得立法思路清晰，简洁明了，易于执行。
《欧洲人权宣言》及《美洲人权宣言》也分别规定了受刑事控告者在审判中所享有的最低限度权利。2.程序与实体并存型程序与实体并存型指行政程序法中不仅有程序规定，还包括实体内容。采用此种架构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对适用于各类行政行为或大多数行政行为的共同程序制度作出规定，又可以兼顾特定种类行政行为对程序的特别要求。但根据姜明安教授在专家建议稿形成之后的论文中所主张的观点，他对此规定有所修正，明确提出将行政程序法定位为行政程序的基本法。与之相适应，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基本采用了如下思路：行政行为由谁作出———行政行为遵循何种程序作出———行政行为的成立与效力———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与救济，与其行政法体系的构筑基本吻合。此部分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及行政行为效力变更的几种情形(无效、撤销、废止、补正等)，应当置于行政权力运行程序之后，作为第四章。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尽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不断努力草拟行政程序法草案，但自2003年12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行政程序法位列第二类规划后，虽然单行法中有关程序的规定日益增多，人们的程序意识明显增强，但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工作在全国人大没有进展，直至2008年4月17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正式公布才打破了统一行政程序立法沉闷的局面。三、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选择没有哪一部法律像行政程序法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如此巨大的内容上的差异，有的国家如美国、奥地利、瑞士等仅对行政程序通则作出规定，而有的国家如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不仅对行政程序作了一般规定，还对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的程序作了特别规定;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和瑞士仅规定了程序内容，而有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则不仅规定了程序内容，还包括实体内容;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瑞士、荷兰仅规定了外部行政程序，而有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不仅规定了外部行政程序，还规定了内部行政程序;有的国家如日本仅规定了行政的事前、事中程序，而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不仅规定了行政事前、事中程序，还规定了行政事后救济程序。
第三，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受决策影响主体的广泛参与机制无疑是决策获得最广泛同意的重要保证。
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不仅被定位为行政程序的基本法律，实质被定位为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起到了行政法法典的作用。2.行政程序法的直接目的行政法由行政组织法、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等不同部分组成，不同组成部分从不同角度实现行政法规范行政权力公正、高效行使的目的。
[7]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法律程序中的经济效益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贝利斯教授认为，没有正当的理由，人们不能使程序在运作过程中的经济耗费增大，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他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第二，并重模式也是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发展趋势。虽然通常将正义公式化理解为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权益，但应得的权益仍然是一种标准不确定的表述。因此，应当将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作为第三章，行政行为的成立与效力部分置于其后，成为第四章。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和福建省、广西、湖北等省等地制定的行政执法条例中都设专章规定了相关制度，内容涉及行政执法机关的范围、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委托、管辖、行政协助等内容。瑞典《行政程序法》第3条规定：法律与条例的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该法律与条例的规定。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四章为公法契约(行政合同)，共计9条规定了公法契约的订立、效力、方式等内容。[29] 参见杨小军：《关于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
每一种行政行为构成独立一章，对每一类行为的程序作出完整、系统规定。而在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四川以及石家庄、乌鲁木齐、济南、宜春、南昌、延安、新余等市制定的《行政执法条例》中， 80%以上的条款都是程序性规定。
随着人类信息时代的来临，行政公开在民主政治意义之外还具有经济意义。论文还提出最低限度的公正的概念暗示了处理法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关系的一种新思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行政法在不少领域尚处于无法可依或立法不完善的状态，如行政组织法缺位现象十分严重，行政行为的成立与效力等实体问题缺乏规定。日本学者室井力先生认为，所谓行政计划是指为谋求行政计划化，规定应达到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顺序以及为实现目标所表示的必要手段的行政方针行为的总称。
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可以遵循不同的规则，但权力的行使都应当遵循一定规则，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是从程序独立于实体的角度来把握程序公正的内涵。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被认为是关于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律[45]，以行政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其体系，包括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行政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及救济等内容。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作为一种观念，在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中已得到承认和接受。
然而，在国家层面完成统一程序立法，于今天的中国，一方面这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时代要求，是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三十年的改革既加深了完成此项任务的紧迫性，也成就了完成这项任务各种现实条件。将行政复议程序作为行政程序的一个环节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的作法体现了对行政程序作出事前、事后整体规范的思路。
